[拼音]：Aisenshitate
[外文]：Shmuel Noah Eisenstadt (1923～ )
当代以色列社会学家，新功能主义和现代化理论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1923年9月10日生于华沙。早年就读于希伯莱大学，获文学硕士和哲学博士学位。后在伦敦经济与政治科学学院从事博士后研究。1951～1967年任希伯莱大学社会学系主任。60年代中期以后经常赴欧美讲学，先后任芝加哥大学、哈佛大学、密歇根大学、苏黎世大学等校客座教授，在国际社会学界享有较高的声望。1991年9月曾到中国访问。主要著作有:《世世代代》（1956）、《帝国的政治体制》(1963)、《现代化：抗拒与变迁》（1966）、《政治社会学》(1970)、《社会的分化和分层》（1971）、《传统·变迁·现代性》(1973)、《社会学的形式：范式与危机》(合著，1976)、《革命与社会转变：文明的比较研究》(1978)、《社会、文化和城市化》（合著，1986）。
艾森斯塔特在理论观点和研究方法上深受M.韦伯和T.帕森斯等人的影响，他博采众长，对古典和现代社会学各家学说进行了批判性总结，因此被称为“合意的理论家”。他最大的贡献是以新的理论视角对社会现代化和比较文明问题进行富有成效的研究，使社会秩序建构与变迁的一般社会学理论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
艾森斯塔特通过引入文化历史因素和文明比较研究来修正结构功能主义理论和现代化理论。他认为，任何社会结构或“制度安排”都不像早期结构功能主义学者按照社会结构分化水平或有助于社会系统的相关需要所解释的那样是给定的，相反，它是通过具有不同文化取向的社会行动者的互动──某种包括权力与符号要素在内的交换过程建构的。社会结构的变迁或现代化受各种基本社会力量的影响，如社会文化传统取向、各种精英特征、经济—政治生态环境、与其他文明的碰撞，等等。要研究就必须进行比较文明研究，把文化历史因素和比较文明、历史研究引入结构功能分析和现代化理论之中。他指出，非欧洲社会的变迁或现代化，除了受西方“现代性”的诱发和推动外，还有自己的内在发展“逻辑”，在很大程度上受特定文明圈内的文化传统的影响；一定文明圈中的文化传统和价值取向，源于该文明核心形成时代，即所谓“轴时代”的文化精英（或大师）及其思想。如西方文明源于古希腊和古罗马以及早期基督教时代的精英与文化，“儒教”文明源于“孔孟时代”的精英与文化，伊斯兰文明来自穆罕默德传教时代的精英活动与思想，等等。正是这些轴时代文明的延续和推动，才逐步形成了现在的文明圈，并影响着社会的变迁与现代化。现代社会的变迁与现代化是一个以文明圈为界限的多样化选择过程。
艾森斯塔特把现代化和比较文明研究同社会学基本理论联系起来，通过对结构与文化之间关系的解释，使社会秩序的建构与变迁的基本社会学理论得到了进一步发展。他认为，社会秩序的建构是社会互动的组织层面与文化层面（潜结构或深层结构）相互交织的结果。社会秩序建构的关键问题是：
（1）如何建构É.迪尔凯姆所重视的相互信任、团结和凝聚问题；
（2）如何克服K.马克思所强调的异化感问题；
（3）如何提供韦伯强调的不同社会活动的意义和合法性问题。“文化眼光”是社会秩序建构和制度动力建构的要素。他认为，社会秩序的建构是一定张力下的文化模式与劳动分工结合的结果，二者是具有一定文化取向的行动者选择的结果。社会变迁就是从一种秩序向另一种秩序转变的过程。由于任何社会都存在多元文化和多元载体，因此社会张力的存在和社会变迁是不可避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