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极投资在主观有利于己，客观有利于他人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带有缺陷。如果没有好的制度安排，根据自利原则，积极投资者将有可能做出“出格”的行为。例如当积极投资由治理型变为激进型时，积极投资者由外部股东变为内部股东，对企业的控制力大大加强，这时积极投资者的身份已经改变，积极投资者不仅是委托人，同时变为代理人，委托代理转变为积极投资者和其他股东之间的委托代理。积极投资者一旦具有委托人和代理人双重身份，就难以避免作出损害其他投东利益的行为，例如与管理层合谋，对利润进行侵吞，或者利用合法的程序侵犯其他投资者的利益，如以较高的价格将自己的劣质资产置换给上市公司等等。
积极投资者由外部股东变为内部股东解决了信息不对称问题，但与此同时又会制造出新的问题，例如利用代理人的身份封锁对自己不利的信息，制造对自己有利的市场信息等等，都会不同程度地损害其他投资者的利益。尤其当投资者打着积极投资的幌子，实际上已沦落为价格操纵者时，带来的危害性更大，因为在这种情况下，这些所谓的积极投资者不仅控制了企业信息，还控制了股票价格信息，在缺乏监督的前提下，完全可以翻手为云，覆手为雨。
例如国内的“中科创事件”就是典型的例子。更为可怕的是当这种道德风险由个别行为转为群体行为时，将会严重扭曲正确的市场信号，导致投资者作出逆向选择。近几年来国内证券市场一直流行炒垃圾股，所谓“越穷越光荣”、“越亏越能涨”，就是市场信号扭曲之后，投资者逆向选择的结果。逆向选择的后果是市场失效，无法有效配置资源，最终出现“劣股逐良股”的现象。这其中那些名为积极投资者，实为股价操纵者的机构投资者无疑起到了关键作用。
要解决这些问题，靠投资者自律或者指望完善个别契约是做不到的，因为交易成本太高，要解决问题最终只能依靠有关部门不断制定和完善种种规章制度，即有赖于公共契约的完善。
